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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遂宁仪器校准机构-计量外校

更新时间:2024-03-30 05:03:53 编号:ff1bsb6709a4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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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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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难忘的考试经历,真是对人的潜能的挑战。

1980年,计量检定员任职资格考试在全国展开。这是国家量值传递系统正规化的重要一环。同年8月,四川省标准计量管理局组织了考核。我参加了“一、二等活塞式压力计标准”考核并获得通过。同年11月,宜宾地区标准计量管理局组织了热工计量检定员考核。时任泸州市标准计量管理局局长的李沛祥为了确保该项目有合格的检定员,让从事压力检定的我与热工的两位同志一同前往。
检定员考核内容分为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两部分。理论考试的内容包括计量基础知识和相关知识。当时要考核的热工计量器具包括热电偶、毫伏计和电子电位差计3种;知识主要是电学知识,而压力计量是以流体力学为主,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虽说所需的知识并不深奥,或许中学的电学知识再加些电工原理即可应付。但现炒现卖绝非易事,尤其是一个已经离开中学课堂近20年的人!
考核一共12天,其中培训6天,理论考试一天,实际操作考试单个进行,需时较多。
培训开始了……知识比预想的难度大得多,由省局统一命题,培训教师是宜宾地区计量所热工室王主任。她心中也没有底,但她毕竟已经在省里通过了考核,所以都能讲到点子上。我因为有中学参加无线电活动小组的经历和在空军地勤航校读过电工学的课程,虽然丢了很久,经千呼万唤还是苏醒了不少。但要害不在听得懂,而是要记得住!顺理成章,熬夜势在必行。
那十几天是迄今为止我用脑时间长、用脑密度大的日子。简言之,除了吃饭,即使上卫生间都手不释卷。每天都熬到深夜三四点甚至五点多,只睡三四个小时。开始时,两位同事陪我熬。区别在于我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毫无睡意,而他们是竭力与瞌睡虫抗衡显得万般无奈。白天要正常上课,弄不好得不偿失。我知道他们担心如果考不好怕人说是“态度”上有问题。在我的力劝下,他们才不再与我“齐头并进”。
对大多数参考者来说,理论考试是真正的难关。当时从事基层计量检定工作的人员(包括企业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与今天进入该岗位的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而实际操作考试对于他们则是驾轻就熟,因为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当然,是否严格按检定规程作业还大有讲究,这正是考核的根本目的。如果说理论考试是难关,那实际操作更是难上加难。因为3种计量器具中,电子电位差计与我素昧平生!要对它的性能指标熟练地按检定规程(考试是不能带规程文本的)鉴别——你说有多难?!
在此还得特别感谢我的两位同事,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一台电子电位差计。在两位同事的悉心指导下,我连夜操作了两个多小时。事实证明,这是为关键的明智之举。任何成功如果希望于侥幸,其几率实在微乎其微。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信然!实际操作考试采取抽签方式,3种计量器具随机确定一种。真是怪哉,我偏偏就抽到电子电位差计!因为有了那夜的热身,我按考试要求一边叙述规程条款,一边缓慢地动作,居然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全部检定项目!据说,慢,倒给人以稳健老练的感觉。95分!地区所的人大惑不解,这家伙不是搞压力的吗?怎么从这儿冒了出来?
考试一结束,紧绷的神经陡然放松,体能与精神几乎崩溃……头痛欲裂!那种痛法,平生一次!的念头只想睡觉……
人都渴望有成就感,都希望被别人看得起,尤其是新到一个单位,特别想证明自己。或许,这些就是行动的动力吧。
泸州市标准计量局那时属宜宾地区局管辖,但却建立了相同的热工标准,而且我市的热工计量器具多于宜宾市。如果我局的标准器因为没有考核合格的检定员而被撤销,所有的热工计量器具都应按就地就近的原则送宜宾检定。这对检定项目本来就不多的泸州局来说极难接受。这也是我倍感压力的原因。我理论考试达到83分,理所当然获得热工检定员资格。我们原来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宜宾地区局说,我是压力组的,热工组仍然没有检定员!幸好国人对付此类事件都是轻车熟路,相当的有办法。局里立马发文,任命我兼任热工组组长,并报宜宾地区局备案。
本文刊发于《中国计量》杂志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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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洛(1892年2月~1955年3月),字涧东,化学家、计量学家和学会工作活动家。1910年赴上海南洋中学学习,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5年留学美国,在里海大学工学院学习,以化学工程为主,理论化学为辅,兼学机械工程和工业管理。1918年于里海大学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1920年他返回祖国,先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21年后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兼化工系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27年,吴承洛应蔡元培之聘,任南京国民大学院秘书,协助蔡元培训练了一批秘书干部,建立了新的公文程序,了新的民众教育制度。1930年,任度量衡局局长、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1932年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后又继任度量衡局局长,1939年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和商标局局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吴承洛任政务院财经技术管理局度量衡处处长和发明处处长,主持建立度量衡制度、标准制度、发明专利制度和工业试验制度等,为和发展新中国的计量、标准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二三制”启动了“标准制”的推行
吴承洛关注度量衡单位制改革问题,是在1927年。南京成立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主张采用万国权度公制(简称“公制”)为我国标准制。为了顺利推行标准制,有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简单比率的“市用制”作为过渡制。当时已提出10多个“提议”。工商部认为事关国家大计,应慎重商量、详细研究、博采周咨。并派吴健、吴承洛(当时在中国工程学会组织度量衡标准)、寿景伟、徐善祥、刘荫茀等负责进行。吴承洛总结了清末和民国四年两次改制梗阻的原因,又搜集外国的成功经验,并对各个“提议”对照“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简单比率”这一基本原则,分类评论,写了一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度量衡制度标准之研究》(发表在《工程》1928年第7期)。在12个“提议”(18人参加)中有五六个“提议”,其市尺、市升、市斤对应的公制单位量比较接近。如1市尺=30或32公分(厘米),1市升=1公升,1市斤=500公分(克或1/2公斤)。而吴承洛(和徐善祥)提出的“提议”,其表述为:1市尺=1/3公尺,1市斤=1/2公斤,1市升=1公升;也可以表述为:3市尺=1公尺,2市斤=1公斤,1市升=1公升,简称:“一二三制”。这一“提议”巧妙地取“一二三”的比率,好学好记,换算简便,容易推行。故在评选中胜出。吴、徐的主导思想是不要像前几次那样搞甲制、乙制,标准制、辅制的双轨制。那样会造成换算麻烦且须配备两套器具等问题。仔细分析,“一二三制”中的市用制和万国权度公制是同属公制单位量制,只是表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当即被采纳,很快形成学术界共识。“定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另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一二三比率的为市用制”这一基本原则,经国府第七十二次会议议决,推选蔡元培、纽永健、薛笃弼、王世杰、孔祥熙诸同审查,并邀徐善祥、吴承洛出席,经过两次会议审查,一致同意据此“基本原则”拟具《民国权度标准方案》,呈报国府。后经国府会议修正,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18日公布《民国权度标准方案》。接着,1929年2月16日公布《度量衡法》。“一二三制”的实现,使我国度量衡制顺利进入近代计量学行列。吴承洛的刻苦钻研、匠心运,解决了多年来大家苦苦思考的难题,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功不可没。


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 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
全国度量衡局成立后,培养度量衡检定人员,是紧迫的基础工作之一。吴承洛兼任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他提出的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的规划是:度量衡检定人员分一、二、三三个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大学及理工科毕业;二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中学毕业。一、二等级的学员由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培训。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初级中学毕业,由各省市培训,或由中央代培。每一等级的培训学习时间都是3个月。入学和结业,都须经考试合格(每次考试过后,就把试卷登载在《度量衡同志》上,内容有:党义、国文、英语、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经济常识、社会常识、机械常识、制图原理)。学科内容,普通的有:法学通论、行政法、统计学以及公文实习等;的有:中国度量衡史、外国度量衡制、度量衡法规、度量衡制造法、度量衡检定法、度量衡换算法、计量学、机械学及检定、制造、换算、宣传、绘图等各项实习。教材有吴承洛自编的各种讲义。吴承洛亲自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他说: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计量”得来的。然而要计量得精细准确,有假定(假定相当于人为设定)的标准,度量衡单位就是假定的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如果没有假定的度量衡标准,人们就不能识别和区别事物的长短、轻重、多少。近代科学上所表明的各种量,都是由长度、质量、时间三个单数关系所组成的复数关系的量。基本量的单位,以及由其组成的其他各种计量单位,统称计量单位。声光电化热力的科学、天文、地理的测量值,都可以由准确的计量单位表示。而且在当时的度量衡检定中,已把汽油计、水表、电能表、温度计称之为计量器具。可见当时吴承洛已谙熟近代计量学原理,个把“计量”一词引入到度量衡行业中来,把我国古老的度量衡按照近代计量学的原理来规范管理。从1931年到1936年的五六年内,经过培训合格的检定人员,一等12个班计86人,二等17个班计383人,三等(由地方培训2120人,中央培训52人)计2172人,总计2641人。1936年,在全国2000余个县中,已有1500个以上的县设有度量衡检定分所,并且都配有各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在此国难之中,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


组织成立度量衡学会 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
吴承洛说:“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所以我多年来就做了行政与学术联系的工作。”他在美国留学期间(1916~1919年),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29岁时就担任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在国内,由他发起成立的学术团体有5个,其中花精力多的当数“中国化学会”和“中国度量衡学会”。民国于十八年(1929年)二月间,公布《度量衡法》,次年(1930年)1月1日为《度量衡法》施行日期。10月间全国度量衡局成立。5月22日,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期学员班开学。7月14日,中国度量衡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70人,首推吴承洛为大会执行,通过了度量衡学会组织章程,选出理事会和董事会,选出会长吴承洛、总干事廖定渠、董事会陈儆庸。会员发展对象:度量衡局本部、养成所、度量衡制造所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历届培训的高、中等级的度量衡检定人员;还聘请教育、科学、工业界人士为赞助会员。据统计会员人数:1930年133人,1931年275人,1932年325人,1936年535人。吴承洛认为:“一个学术团体,精神与工作的表现,百分之九十要在刊物上努力”。从1931年起出版度量衡学会会刊,吴承洛说,我和每期培训班的学员朝夕相处,切磋应用技术。学习结业后,他们将回到各省市担任检定工作,开始和民众接近。他们都是我们“甘苦与共”的同志。把会刊的刊名就叫《度量衡同志》吧。《度量衡同志》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间共印发28期,开始每年4期,内迁后,1938年辗转长沙、重庆路上,无法出刊。1939~1945年,在冒着日机轰炸、邮路不通、经费无着的困境中,坚持每年出一期。1945年的一期是用毛笔誊写在石板上印刷的。尽管条件那么艰苦,《度量衡同志》仍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度量衡学会在吴承洛的领导下,对于新制度量衡单位制的创立和完善,制造、检定、检查规程的制定,度量衡器具设计、生产、使用技术的研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9月,吴承洛在中央播音电台的3万字的讲演——《新制度量衡》,就是民国兴盛时期,中国度量衡的创业史。吴承洛还提出,度量衡学会要编写《中国度量衡史》。《中国度量衡史》的编写大约始于1934年,列提纲,查资料,分编拟写,由吴承洛总成,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中国文化丛书——辑》)。《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部度量衡通史专著,其大特点是引用古籍资料,条例清晰。经过整理,建立起了中国度量衡史体系。对于民国前期的度量衡改革记载尤详。该书多次再版,为研究中国度量衡史的参考书籍。吴承洛还创办了《工业中心》和《工业标准与度量衡》两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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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地址
东莞总部: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厚德上梁洲工业区四横路7号
江苏世通: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开发区昆嘉路379号
重庆世通:重庆市北碚区万宝大道184号3楼
走进计量大院  
1962年,我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与同校的谢声洛及仇乃荣赴国家计量局报到。到北京站后直奔中关村,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从事计量科研的部门(有人甚至要我们去找粮食部门——计算粮食)。第二天通过国家科委才得知在小黄庄。记得人事处张凤山同我们谈话时说:“有两项工作要干,一个是pH值,另一个是制造用作基准的标准电池,你们看谁干哪一个?”我俩大眼瞪小眼,心想这两种仪器都很不起眼,还要我们两个大学毕业生干什么?张见我们都不作声,就“乱点鸳鸯谱”了,指着我说:“那你做标准电池,谢声洛搞pH值吧!”就这样,让我与标准电池结下了40多年的不解之缘!

到国家计量局时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条件很艰苦,但是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和群众同甘共苦、心情舒畅、干劲很足。有一次,实验室主任罗振之给我一张半个巴掌大的油印小票,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听周恩来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使我有幸亲眼目睹周的风采,不用稿子讲了一下午,令我终生难忘!想不到30多年后的2001年我又迈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不仅坐在前排,还走上台从党和人手中接过国家技术发明奖奖状。以下通过我制造标准电池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来看我国计量科技艰难发展的奋斗历程。

+进入标准电池的研制领域 
我到电磁处(现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电学量子所,编者注)后,接过何锡蘅同志从苏联学习带回的有关标准电池记录的笔记本,并请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王琏教授作顾问。当时学术氛围十分民主,领导放手让你干,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从书本及生产实际两方面着手开始研制工作。在武汉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教授(因文革后一次会议上个向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尽快恢复高考而全国)。有一次我们师生同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我开玩笑说:“查先生,您教我的‘电极过程动力学’我只用了点皮毛,可您教我的科研方法及如何查资料、如何入手,我可正发扬光大呢!”他笑着说:“那就够了,这才是重要的。”我从《美国化学文摘》(C.A.)入手,从韦斯顿(Weston)1892年发明标准电池开始查阅,1年、5年、10年,主题、作者等索引开始查阅,一直查阅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近70年来已发表的300多篇有关论文,再一一做简介、摘要并整理成册,还以文章作者、主题、文种、年代等作索引分类汇编。由于我在大学时学俄语,而今大部分资料是英文的,日文、德文及法文资料也不少,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学外语,除英文外,连日、德文也拿着字典慢慢地可看明白文章的大致内容,对重要的工艺过程、操作方法一定要弄清楚,就采用一边请情报室同志口译,我一边笔录的方式。凭这本文摘(以后又不断补充直到退休)我较好地掌握了国外标准电池的发展和新情况。领导还派我(还有樊文敏及搞电阻的崔广英、杨家桂等同志)去上海电工仪器厂实习,学会了除电池封口外的全部制造工艺。此时我既有了理论基础,又有了实践经验,并掌握了国外90%以上的文献资料,遇到什么问题,查查国外是怎样克服的?如没有现成的方法,也有启示作用,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大干一场的条件也已具备了。

不巧的是“文革”开始了,我因家庭问题受到严重冲击,但只要有机会,我仍去图书馆补充索引。记得曾向当时的电磁处领导申德洙提出过:美国正在研究采用约瑟夫森效应保存电压单位的信息,并建议电磁处组织力量研究。“文革”期间,标准电池制造工作时断时续,时任电磁处处长张启超让我参加有关标准电池制造的讨论会,在会上我提出要增加用电解法制造的电池,因当时制造厂为了批量生产低档标准电池,采用化学沉淀法。张启超处长小结时决定两种方法都各制造一批,现今采用电解法制备的标准电池已占优势就证明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以我当时在“文革”中的处境,居然不仅让我参加会议还采纳我的建议,可见当时计量院学术氛围十分民主,没有“学霸”,大家都在努力工作,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集体协作攻难关 
十年“文革”后,我从河南确山五七干校回到计量院工作,此时人已步入中年,很有紧迫感,举目看看国外的发展,下决心奋起直追。情报室袁先富研究员建议我在收集了那么多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写个综述,于是我写了几万字的综述,总结了当时已收集到的所有国外资料中的精华内容,并详细摘录一万余字刊登在1978年期的《国外计量》杂志上,文中后提出的电压单位保存方式的五个发展方向直到20多年后我退休时仍有现实意义。此时,我还通过《化学通报》看到扬州师范学院诸询治教授发表的一篇有关标准电池的很好的论文。经多方打听找到诸教授,我到现场一看,深感扬州师院比制造厂更适合研制基准电池。当时大学的教学任务并不重,扬州师院领导也很支持,并让诸教授的两位学生(已留校的穆绍林等)参与此项工作。1976年唐山地震时,我们住抗震棚也未间断电池制造工作,全部电池均采用我一直坚持的电解法制备的方法制造。据当时国家计量局物资处的张晓惠同志讲,扬州师院生产的标准电池产值与全局下属所有计量实验工厂的总产值相当了。与此同时,上海电工仪器厂、上海计量局附属工厂、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等电池制造厂也与我们协作以研制更好的标准电池。于是,我们组织全国标准电池生产厂及计量部门下属厂共计八个单位开展标准电池电动势-温度系数测试工作,昼夜不停历时半年多,测得数以万计的数据,采用算盘及手摇计算机处理,所得到的结果比同期进行此类工作并被认为是世界上好的美国国家标准局(NBS)和西德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的还要好,所写的论文在我国高学术刊物《中国科学》上发表,并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这大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刚进国家计量局时曾听老同志介绍世界上好的计量天平不是发达国家大公司制造的,而是奥地利一家世袭的家庭作坊生产的,当时我深受鼓舞,决心把标准电池做到世界水平!此时通过多年大量测试考察近千只新制造的标准电池,发现其电动势值一直普遍升高,这是有违电化学原理的。我怀疑作为其测试标准的、从苏联进口的国家基准电池组的数值正在逐年下降,应作整体淘汰并更换补充新电池。但是,由于新电池需经过几年考核才能区分出优劣,于是,我总结出新的筛选方法,新电池经人为老化后,短期(3个月)即可判定其优劣,这大大地缩短了实验周期,新电池的生产改进速度大大加快,各制造厂都制造了一大批优良标准电池,进入我国标准电池生产的繁荣期。全国都使用国产标准电池作为电压标准,日后出口及送国际计量局(BIPM)及PTB等的基准电池也都是我从此期间生产的标准电池中经长期考察、测试后择优挑选出来的。

+错失出口良机 
我国的优良标准电池生产后立即被外商盯上了。加拿大高联公司以几美元一只的从我国购置一大批“赤膊”电池,当时我们还非常高兴,认为国产标准电池出口赚外汇了。后据当时的水电部电气科学研究院的张叔涵研究员讲,他去高联公司参观过,该公司是个三无企业(无固定人员、无设备、无场地)。他们事先印刷十分精美的铜版纸广告、说明书寄有关部门,订单回来后根据数量从我国购买核心部分(几美元一只的“赤膊”标准电池),然后找人设计控温电池线路,其外形十分漂亮(用拉帘式硬木做),便于放在飞机座位下,内装4、6、10及12只标准电池,零部件外加工,再租场地组装成形,按订货单发货后人员解散。经组装后每台均卖几千甚至于几万美元,据说他们赚了几百万美元。然而他们没时间也不会筛选标准电池,不分优劣地卖给一些国家计量院。我去过的几个国家,看到他们都购买了多台高联公司的控温电池。也有买到不好的,其中像新加坡有一组控温电池中的一只电池不行了,我到新加坡比对标准电池时同他们一起打开该控温箱,一看才知是我国生产的标准电池。
在我们身上发洋财的不止高联公司一家,英国Tinsley公司也发财了。有次朝鲜来我院送检控温标准电池(4只装),我一看外形就说:“是中国出产的,这种低档标准电池在中国只能作二等标准(省级计量部门都不能用),一千多元人民币就可买到,我国比这好的电池多得很”。朝方则说:“铭牌明明是英文写的Tinsley公司制造的,怎么会是中国的呢?而且花了两万美金从英国进口的,是我本人亲自去香港提货的。”我笑着拿出一台北京计量仪器厂送检的中文铭牌电池对他讲:“您看看!除铭牌是中文的外,连每个螺钉都一模一样。”此英文铭牌在制造厂时我亲眼看工人做的,英文说明书还经我审校过(英文翻译不懂计量)。当时我真有一种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感觉。这家公司只将这组控温电池从我国内地提到香港地区(都没有进入英国国界)就赚了十多万元人民币。

类似实例还真不少。在国际电学咨询会议上,因瑞典保存电压单位的基准电池不行了,其一位代表问:“何处可买到好的标准电池?”国际计量局局长指着我国代表说:“China”,于是我国参会代表在会议上作了介绍。他回国一个多月后看到我才想起此事,连忙告诉我地址,我赶快写信给瑞典代表,其回信称:“很高兴知道优良标准电池来源于中国,但我们已从东德买到基准电池,谢谢!”原来在会议上,东德代表团因当时东、西德合并,东德基准电池不需要了,一散会马上找到瑞典代表成交了,我们拖了近2个月而错失了良机。
更可惜的事是:BIPM从事电压单位研究的D.Reymann先生多次测量我们的标准电池后评价很高,1982年9月8日给我来信问:“几个国家电学实验室的同行们对这些标准电池取得的结果非常感兴趣,并希望能为他们的实验室购买这些标准电池。如果可能的话请通知我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供给标准电池”。结果由于我国体制方面的原因,亦未办成而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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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五十周年

人类自古就对广袤无垠的天空充满向往,民族世代传递着探索寰宇的梦想。从《淮南子》中的嫦娥奔月到《列仙传》里的驭龙飞行,从半山遗址里的陶塑人像到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飞天,从宋代冯继升朝堂上演示火箭法到明朝陶成道载人升空血染天疆……历史在公正地记录每个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忠实的把创新的课题留给后人。

忆往昔——让峥嵘岁月历久弥新

请将思绪拉回到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我国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同时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的序幕。这一天,在远离北京的军垦农场中的张龙贵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当卫星划破长空,听到熟悉清脆的乐曲《东方红》时,他情不自禁的和身边学员互相拥抱、拍手叫好,当时有不少同学问他:“星上有你们室的晶体吧?”张龙贵激动的大声回答“有!有呀!” 。

张龙贵,中国航天二院二〇三所代晶体人,1969年参与制造了首批用于中国航天的晶体元器件,那时候的他和其他工作在晶体元器件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白天从事科研生产任务,晚上打起精神查阅资料,有些灵感时就连夜做好试验设计,以便第二天投产实践。铅笔头、记录本、橡皮块……经典的办公用品消耗了很多,开水瓶、铁饭盒、大茶缸……熟悉的老三样陪伴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挑灯奋战的夜晚。终于,代晶体人排除种种干扰,在不断攻关和改进中将晶体元器件成功交付,为1970年卫星的成功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英晶体作为稳定频率的关键元器件,在卫星、火箭和地面跟踪系统的测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时的晶体元器件室,是为中国航天各类型号任务提供晶体元器件的单位,可以说张龙贵等人用晶体元器件为“东方红一号”打造了坚强的心脏。1970年4月25日,刷红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的那句“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用二〇·〇〇九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也是对张龙贵等老一辈航天晶体人好的肯定。

一曲东方红,长歌五十载。这段与“东方红一号”结缘的历史,连接着航天晶体人的昨天与今天,记录着他们的过去与现在。


看今朝——让传承精神赓续永恒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失去血性和脊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航天路,传承伟大的航天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如果说张龙贵老前辈是代航天晶体人,那我就是一名新时期的航天晶体人。2020年,我入二〇三所工作已经整整九年,工作角色和职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旁观者转变为亲历者。在扎根晶体元器件生产的这九年里,我从线上实习到期满转正,从产品测试到检验监制,从问题反馈到工艺改进,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在工作时脑子里运转的不是镀膜、键合、微调这些专有名词,就是产品合格率、任务完成率、生产计划和周期。作为新一代的航天青年,成长于后的岁月,见证了中国从崛起到复兴的伟大跨越,对时代进步有着深刻的体会,对国家发展有着强烈的认同,非常希望在老一辈的下,我辈亦能传承和发扬这份实干和坚守的精神。

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航空航天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领域,而航天晶体元器件也正朝着、高可靠、小型化的方向发展。十三五期间,我们晶体元器件研究室的科研能力不断提高,承担了不同级别科研项目的研制,突破了各类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了多种型号的产品加工;在民品任务完成方面,我们共向兄弟院所交付数十万只晶体元器件,这些产品在国家超级工程中大展拳脚,为发射、测控、飞行、回收等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成果获取和条件建设方面,我们申请了数十项专利受理、授权,建成了千级净化间,完成了厂房的升级改造,引进了多台“精、大、贵、稀”的试验设备……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让晶体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当代青年不仅要做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受益者,更要做民族复兴的参与者、推动者。岁月,青春不朽;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想未来——让前进步伐铿锵有力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逐梦征程任重道远。“十三五”时期是航天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整装出发。

梦想前行,使命催征,在工作后的九年时间里,我的处世心态和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进步以及行业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航天身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阻碍同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国际形势波诡云谲、边境虎狼蠢蠢欲动,面对国家进出口贸易被多方封锁,面对部分设备和原材料被列入禁运名单的不利局面,国内任何单位都责无旁贷,航天二院人秉承毛“有矛必有盾”的指导思想,二〇三所晶体人以“克服一切困难,誓保晶体质量”为行动宗旨,努力为国产化开辟道路,确保按时按量向用户交付产品,终于在2019年收关前完成年度任务。2020年的春节,本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将全体中国人阻隔在了家中,武汉封城、全国严管、各行各业停工……逆行而上的人们用生命与死神争分夺秒。在这场抗击的战争中,我看到了自上而下的坚守,看到了四面八方的驰援,更看到了万众一心的阻击,终于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四月,国内的得到了全面控制,大部分省份都实现了确诊和疑似病例零增长。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在复工复产后,航天晶体人也在与时间赛跑,我身边的同事们都在克服一切困难全员返岗,誓要把落下的任务追回来,把延误的周期赶上去,确保在节点前完成各项工作,因为我们坚信,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

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就在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攻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寻求突破。我们要在祖国的万里长空中放飞理想,就要有居安思危的紧迫意识,培养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提高捕捉机遇洞察形势的战略眼光。我们要在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奋勇前进,就坚持创新驱动,深入实施重大工程的基础工作,抢占战略制高点,为提高综合国力提供重要支撑。

越是伟大的工程,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就越多;越是辉煌的跨越,起跳的脚步必然倍加沉重。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1970年~2020年,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至今,五十年的光阴流转,这五十年,是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五十年,是奋力、不断创新的五十年,是,功勋的五十年。从“嫦娥”奔月到“天神”对接,从“墨子”升空到“长五”飞天,越来越多的航天史诗将在太空上演,更多的中国奇迹留待我们继续创造。斗转星移、行程万里,我们要坚定爱国爱党、不负韶华的信仰,我们要发扬百折不挠、敢于担当的精神,我们要保持自主创新、开辟新路的勇气……这样的我们才能在探索太空的征途中标注中国航天的新高度,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完成华夏民族的新跨越,终实现14亿人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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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斗”与“小斗”之争


春秋早期地处东方的齐国,滨海而地沃,有渔盐之利。姜太公被封为齐侯后,十分重视发展经济,至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已成为中原早的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统治之间的争权夺利,各种矛盾凸显。到了齐景公(前547~前490年)继位前后,社会矛盾已达尖锐化程度,姜姓齐国一天天走着下坡路,在旧势力日趋解体的过程中,新兴势力逐步发展。在这种新旧势力消长的过程中,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日益壮大。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次,齐景公与晏婴同游少海,登上观景台,齐景公环视着齐国的大好河山,不胜感慨地对晏婴说,太美了,这样伟大、壮丽的河山,不知将来属于谁了。晏婴毫不掩饰地回答:现在的姜姓齐国不久就会被田氏所取代。因为田氏家族深得民心,他们对上笼络重臣,对下私自用“大斗斛、区、釜出贷,小斗斛、区、釜收之”;“君重敛而田氏厚施”,所以民众都扶老携幼地投靠田氏了。尽管晏婴如此直言进谏,却并没有引起齐景公的重视。《左传》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记述:公元前538年,晏婴出使晋国,受到上宾规格的接待,在宴会上,晋国大夫叔向趁酒酣耳热之际,向晏婴讨教,问起他对时政的看法,晏婴十分感慨地说了一段话:“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战国时,田陈读音相近,故田氏又作陈氏)。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如无获民,将焉辟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史记》等重要古籍中。

如前所述,春秋早期,齐国已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曾被列为五霸。当时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内政。管仲主张发展工商业,同时建议废除王制,实行依法治国。还特别强调统一度量衡的政治理念。然而,这一思想并未引起重视。谁曾料到这种失误竟会被田氏家族利用,成为夺权斗争的手段。

田氏代齐这场政治斗争绝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几代人的耕耘,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取得成功。度量衡在这场斗争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故事还得从头说起。田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厉公(公元前706~前700年)的后代,陈厉公的儿子叫陈完。相传有一次,周国的太史路过陈国,陈厉公就请他为子孙们占卜,太史看完卜兆后说,陈完的子孙有取得国家的可能,但不都是陈国而是姜姓齐国。后来陈国发生了叛乱,陈完就逃出了陈国来到了齐国,这时正是齐桓公四年。齐桓公要立他为相,陈完推辞说,我是逃难在外的人,哪能占据这样高的位置呢?齐桓公就让他当了工正(管理工商业的官吏),并改叫田完。从此田氏便在齐国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各种改革,并展开与以齐国国君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斗争。到了齐景公时代,奴隶主对平民残酷的压榨、无情的杀戮,致使受刖刑(一种酷刑,砍掉一只脚)的人多致使齐国“市”上草鞋跌价而义足涨价,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田氏家族已经过多代人的惨淡经营,传到田僖(xi)子时代,家族势力更加壮大。田氏即趁民不聊生之时机,向民众施以小恵,竟无视官府的禁令,私设“家量”。当民众遇到灾荒或缴不上赋税而向他借贷时,常常用“家量”(大斗)借出,以“公量”(小斗)收回,正是以度量衡为手段,笼络了人心,同时也是与旧势力相抗衡的一种手段。田氏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晏婴的高度重视,他力谏齐景公,希望们不要太,减轻民众的赋税。齐景公非但不听,还把晏婴打发到晋国,这才有晏婴与叔向的谈话,在酒过三巡后发表了上述一番言论。

田氏代齐并统一度量衡


齐景公逝后,齐国又因统治内部发生斗争,田僖子趁机当上了国相,开始执掌了齐国大权。田僖子逝,田成子立为相时,感到夺取齐国政权之时机已到,一方面效仿前辈们以大斗借贷小斗收回的手段笼络民心,把广大民众聚集到自己身边;另一方面他还大力发展经济,在田氏管辖的范围内整顿物价 ,繁荣市场。据史书记载,当时在田氏采邑内,山里出的竹木、海里产的鱼虾十分丰富,而且价格还很便宜,与国君控制的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百姓欢呼着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田氏家族的势力已足够壮大。至公元前404年,终于用武力夺取了姜姓齐国的政权,史称田齐。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始终利用以家量贷,以公量收的办法。在取得政权后,又立即以“家量”为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废除了旧时齐国的“公量”,这一事实可以从出土的器物中得到证实。1857年,在齐国故地山东出土了置于“左关”地方征收赋税的三件大型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左关铜 ”。经过实际测量,铜 容2070毫升,两件铜釜分别容20460毫升、20580毫升,正是十进位制。此外,近几十年,在齐国故地出土了一些量器,其中有6件型制相仿的铜量,其容量皆合当时的5升和10升,而在临淄出土的多件陶量中,有两件自铭为“ ”(升),约合209毫升,约相当于“铜 ”的十分之一。“ ”很可能是一斗的容量。

综上所引史书以及实物互为佐证,可对齐国容量制度作如下分析:齐国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一套完整的容量制度:①4升=1豆、4豆=1区、4区=1釜、10釜=1钟;②齐国除了有全国通行的“公量”制外,田氏还自立了一种“家量”,家量比公量大了五分之一,由于“家量”未被禁止,常常在陈氏家族认为有必要时与“公量”并用;③齐国旧有的“公量”是豆、区、釜、钟制,皆为四进位,釜至钟为十进位;田氏代齐后,量制已采用当时在各国比较通行的升、斗、斛制,改四进为五进位,并逐步形成升、斗、釜(斛)十进位制,后废除了齐国的旧制,并与其他各诸侯国基本保持一致。所见齐国量器多为战国后期,故皆多为十进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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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年-1957年的检定规程


1950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在中央财政经济技术管理局内设立了度量衡处,1952年划归中央工商管理局领导。当时,度量衡处除了做一些度量衡管理工作外,也开展一些交易用度量衡器具的检定工作。但是,由于检定人员少、经费紧张、条件差等原因,度量衡器具的检定工作做得很少,没有编制颁布新的检定规程。当时,计量检定一部分是沿用国民度量衡检定所的检定方法,如台案秤、木杆秤、直尺等;一部分是新开展的检定项目,是根据生产厂和使用单位等的意见建议制定的检定方法,如体温计、密度计等;还有一部分是参照前苏联的检定规程,如游标卡尺、千分尺等。直到1953年,在一机部内成立中央计量检定所筹备处后,才开始陆续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翻译苏联的部分计量器具检定规程,供计量检定时参照使用二、1958年-1963年的国家检定规程
1957年,将一机部工具科学研究院的计量部分并入国家计量局,统一负责全国计量管理、计量系统、计量技术和国家计量标准的建立等工作。1956年,国家计量局开始着手计量检定规程的制定,在管理模式上从立项、起草到出版、发行,均由国家计量局统一负责。1958年正式以国家计量局的名义颁布实施了一批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批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共计41种,分三种版本。一种是1958年1月发行的,外包皮为白色,尺寸为(20×13.9)cm;一种是1958年8月发行的,外包皮为浅蓝色,尺寸为(18.4×12.8)cm;第三种也是1958年发行的,外包皮为浅黄色,尺寸为(26.0×18.4)cm。检定规程编号方法简单明了,如钢直尺试行检定规程编号为:1-58(见下图)。三、1963年-1970年的国家检定规程
后来,国家计量局由国家科学技术代管,简称国家科委计量局,对外仍称国家计量局。1963年之前,随着计量器具的种类、数量、需求的增加,仅仅按1958年流水号作为检定规程编号方法,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国家计量局开始着手研究检定规程的编号方法,但具体如何编号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使用仍比较混乱,如1960年发布的乌氏干涉仪检定规程就没有编号,1962年发布的天平检定规程编号为“9-62”,同一年发布的砝码检定规程编号为“力1-62”。可见1963年之前检定规程编号方法非常混乱。1963年2月,国家科委计量局为了统一检定规程编号,发布实施了“国家科委计量局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文件,检定规程统一编号的决定”,对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编号方法进行了规定,如,木杆秤检定规程编号为:规(G)
四、1971年以后的国家检定规程
1958年以后一段时间,国家计量局一直由国家科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国科学院,国家计量局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都归为中国科学院领导。中国科学院于1970年4月至10月,邀请北京地区工矿企业等有关部门组成检定规程修订小组,选择了使用比较普遍的千分尺等七种检定规程进行修订,并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颁布实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早采用“JJG”编号方法的检定规程,是外径千分尺检定规程编号为:JJG21-71,外包皮为白色,尺寸为(20.9×14.8)cm。


但是,1971年是不是次使用“JJG”编号?国家文件是什么?等等,还有待考证。1980年国家计量局发布了《计量检定规程制定修订办法》,一改过去由国家计量局统一负责编制起草检定规程,变为委托承担计量检定规程制定、修订工作的归口单位负责调研、起草、组织审定,再报国家计量局复审、批准、出版。1993年开始,计量检定规程制修订工作逐步由归口单位向国家计量技术过渡,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规程编制起草队伍(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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