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川报警仪（器）检测-仪器外校计量

　计量于我国曾称之为度量衡，它既被用来调乐律、测晷景，更是历代王朝推行租税制度、贸易结算的常用工具。我国的计量历史悠久，仅从可考据的实物推定，已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而计量文化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而发展的，历史上的计量重大事件无不与社会变革具有紧密的联系。本文就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私有制的农耕文明和社会分工是产生计量的源头

　　笔者认为，贸易交换催生出原始计量，起源于中东建立的个城市国家。苏美尔人将度量衡用在交易中。认为“早期的计量相当于所指的法制计量，只是范围较窄，主要限于与贸易和税收有关的测量而已。”【1】

　　其实，我国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原始的计量器具。“大地湾仰韶晚期房F901中出土的一组陶质量具，是中国发现早的量器。大地湾这套陶质古量器，出土于房F901的主室中（前堂）；主要有泥质槽状条形盘、夹细砂长柄麻花耳铲形抄、泥质单环耳箕形抄、泥质带盖四把深腹罐等。其中条形盘的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由此可以看出，除箕形抄是铲形抄的二倍外，其余三件的关系都是以十倍的递增之数……另外，在大地湾仰韶早期遗迹中出土的几件骨匕和铲形器上多见有等距离的圆点形钻窝刻度，并在窝内涂有红色颜料，它们应为当时测定某些东西长宽地尺度。包括前述F901内所出的一组陶质量具在内，它们都是中国早“度、量、衡”器的实物佐证”。【2】而在仰韶文化时期，我国先民已从群居公有制社会进入了私有制农耕文明，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农耕业，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为主，虽然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工，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而为了公平地以物易物，产生了以上各类量器，这也是计量器具的雏形，从而使人类社会开始有了度量衡。

　　二、礼乐文明造就了计量标准

　　夏、商、西周时期，奴隶制政权从形成直至鼎盛，度量衡制度伴随着国家各项制度的出现而逐步形成。《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此时已将计量与礼仪同提，同律度量衡一句更说明了计量标准的出现。

　　而说到中国古代汉民族的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不能不说的是西周时期。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里，记有“金十寽”、“丝三寽”、“金十匀”等文字，在《左传》、《周礼》、《仪礼》、《尔雅》等经典著作中都有关于量值单位的记载，如《周礼》中有“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的记载，表明度量衡在周时的已成为征兵服役的标准之一。也说明此时已产生了公认的计量单位。特别是礼乐文明的需求，产生了度量衡的标准器。《汉书•律历志》曰：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其中不难看出礼乐文化与计量标准的紧密关系。

　　三、国家大一统带动计量走向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走向没落、封建制度逐步兴起，随着各国的兼并，战国晚期时检校制度趋于成熟。这时，诸侯各国形成了明显具有地域特征的度量衡制度，但长度、容量和重量单位已在诸侯各国间趋向统一。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木衡铜环权，《墨经•经下》中也有记载:“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不仅描述了木衡铜环权的使用，也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检校制度。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公元前344年，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商鞅铜方升），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监造。“商鞅量”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便于按尺寸校准，复制推广，一方面揭示出检校活动已成为国家活动，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在数学运算和机械制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秦“廿六年诏”陶权上铸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自此，中国度量衡制度进入了真正的统一时代。

　　四、科学技术促进了计量的进一步发展

　　汉代起，相对稳定的中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度量衡器具的制作也越来越精良。西汉末年，王莽秉政后，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广泛征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律历的学者百余人，在国师、律历学家刘歆的主持下，系统地考证了历代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主要取得了两个方面的重要成果：一是建立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系统、的度量衡学说，其主要内容被东汉班固收入《汉书•律历志》，成为后世历校准订度量衡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二是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为推广其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具体实物依据。

　　其中新莽卡尺和新莽铜嘉量等均有着精巧的设计方案，制造技术也相当精良，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技术和制造水平。新莽嘉量铸造精巧，在同一器具上分别对“龠、合、升、斗、斛”做以规范，在五个单位量器上，分别刻有铭文，详细记载了该量的形制、规格、容积以及与它量之换算关系，例如斛量上的铭文是：“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1800年前的汉代，科学家张衡发明了记里鼓车。据记载，记里鼓车分上下两层，上层设一钟，下层设一鼓。记里鼓车上有小木人，头戴峨冠，身穿锦袍高坐车上。车走十里，木人击鼓1次，当击鼓十次，就击钟一次。

　　正是由于科技和制造业的发展，才产生了如此精密准确以及自动运行的计量器具。

　　五、闭关锁国及奸商污吏导致计量混乱

　　清代的度量衡制度主要是“库平营造制”，与明代基本相同。但由于统治的闭关锁国和分治政策，我国与外界交流甚少，各地贸易往来由于“奸商污吏，朋比为奸，导致了度量衡的制度愈演愈乱。到了后来，民间所用的秤量，非但因地因物而异，就是同一个地方，同一种物品，也会因商人的习惯不同而有着种种的差异，以致于大进小出，希图谋利的事时有发生。”【3】

　　“大秤”、“小秤”、“大两”、“小两”、“关外秤”、“关内秤”……对现在很多人来说，这些名词可能闻所未闻，但它们却是我国近代计量史上曾被广泛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同样是“升”，甘肃兰州的一升几乎相当于广西贺县的两升。举一个实例，从上海溯长江向上行，就会发现各地的度量衡千差万别。在上海这个当时远东大的商业都市，市面上使用的既有来自西方的各种量器，也有上海本地的“庙斛”；西行到安庆，市面上通行的是“米升”；而在汉口，人们一边使用“公斛”，一边使用“樊斛”。这些形形色色的量器不但名称各异，而且大小不一。

　　正所谓：“中国因各省市肆，商民所用度量权衡参差不一，并不遵照部定程式，于中外商民贸易不无窒碍，应由各省督抚自行体察时势情形，会同商定划一程式，各省市民出入一律无异，奏明办理，先从通商口岸办起，逐渐推广内地……”【4】

　　六、国际贸易和现代工业带来计量的化

　　欧洲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疯狂扩张。而计量也从“布手知尺，布指知寸”，到了一米为“通过巴黎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米突”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工业化的工厂。

　　19世纪中叶，八国联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并试图用他们刚刚制定的各种标准，打通中国的市场。

　　这些标准被写进了与中国签订的各种通商条约中，如：“中国一担即系一百斤者，以英制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为准；中国一丈即十尺者，以英国一百四十一因制为准……”【5】

　　其他如法、德等国，也都依据自己国家的度量衡制度，在与清签订的通商条约中列明了与中国度量衡的折算方式。

　　但是这些国家很快就发现，以上条款形同虚文，因为中国各地的度量衡实在是繁杂，通商条约中所依据的“担”，在中国每换一个地方，其所代表的重量就不一样。

　　在内外多重压力及需求中，我国传统的度量衡开始了它的变革。1907年，清廷命令农工商部和度支部，在6个月内拿出重订度量衡的办法。1908年，两部议定以当时正在国际行的“万国公制”作为重订中国度量衡的依照标准，同时行文给驻法大使，商请国际权度局定做营造尺(32厘米)和库平两砝码(37.301克)铂铱合金原器和镍钢副原器各一副，1909年，该原器、副原器经国际权度局准确校准、给予证书携送来华。

　　1920年，吴承洛学成归国。1927年秋，吴承洛召集同人成立了度量衡标准，研究如何让利于工业生产和贸易开展的米突制在中国扎根，在他看来，在使度量衡这一“科学家及工程师的基础工具”变得标准化后，进而就可以紧随世界潮流，进行中国的工业标准化运动，使中国实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本着统一、建设国家的需要，南京校准早就注意到了这股来自各方的重订度量衡热情。1926年校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划一度量衡”的决议，接下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每光复一省，就把划一度量衡列入该省政纲。

　　1928年，在吴承洛先生多年的努力下，“工商部成立后，孔部长首注意全国度量衡之统一于工商行政宣言内，列为重要项目。同时，国府交下关于各地呈请统一度量衡制各案。由部派人员悉心研究。拟定办法三宗，提请国府合议采择。审查结果，采用原案第二办法，名曰权度标准方案。于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明令公布。……”【6】民国《度量衡法》得以颁布，我国计量终与国际接轨，进入米突时代。

　　七、和平稳定带来计量事业的新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的关注下，计量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以来，和平的环境及经济的发展带动了计量事业飞速成长。如今，计量已经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的计量从主要依苏联和东德的帮助，到自主创新，在国际、的量子计量研究方面，综合不确定度为2.4×10-10的量子化霍尔电阻标准装置，位列国际同类基准，取得比国外好水平还要高出10倍的重大突破；从一根铂铱合金营造尺、两个不锈钢砝码、几架天平、几个标准电阻和标准电池、若干古代铜衡器和量器到研发出1500万年不差一秒铯原子喷泉钟；从各地简陋的土坯房和砖瓦房，到一幢幢恒温恒湿的标准实验大楼；从度量衡养成所短期培训结业后的检定人员到一批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梯队。无不是稳定的国情所带来的发展。

　　1985年，《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公布，标志着中国计量工作从行政管理走向法治管理，并逐渐与国际接轨。伴随着计量科技的发展进步，我国计量服务保障能力和参与国际事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在航天工程、科技发展、卫星导航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得到国际承认的校准测量能力已达一千二百多项。计量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地位。计（高佩珍主讲）；自动控制毫伏计和比率计（李培国主讲）；光学高温计和辐射高温计（关秀丽、蔡明忠、李培国先后主讲）；液体玻璃温度计和电阻温度计（刘文宇、张岱明先后主讲）；加热炉与热处理（秦荫堂主讲）；温标。

　　每期训练班教学都是分两大部分进行，先讲理论（包括仪器的原理、结构、使用维护和检定等）后进行实习（主要是检定用仪器设备和操作方法的了解和熟悉）。在56年的培训班时我们这批55年参加工作的同志都是辅导实验，我负责辐射感温器检定实验。在实验准备阶段，领导安排张岱明和我负责设计一些实验用设备。张岱明负责廉、贵金属热电偶两个焊接设备，我负责光学高温计检定支架和辐射感温器检定用的镍片装置。设计是参考当时苏联一本书上的立体图进行的，光学高温计支架由于机械加工中不能满足准确定位要求未能应用。

　　当时没有供训练班使用的教材，即使与相关的参考资料也是少之又少。公开出版的只有电力出版社出版的《热工测量和仪表》（苏联 维波普雷奥勃拉仁斯基著，陈珩译）。另外一本俄原文书是由苏联全苏计量科学研究院编著的《温度测量仪器及其检定》（多人参加了此书的翻译，陆陆续续直到1958年全部译完，由盛玟工程师校对、初步定稿，油印成册作为1958年培训班的教材。1960年由机械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分两大部分，部分是仪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第二部分是检定，讲课中的检定部分及实验基本上按此书的要求进行。根据上面所介绍的参考资料，每一门课程都有由授课者编写的讲义。讲义是油印，字迹工整，多为仿宋体，牛皮纸封面加有边框，前几年我还有保存，现已不复存在，着实可惜！

　　我们这一批小青年既缺乏知识和经验更没有讲课的经历，加之时间紧迫，所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发挥集体的力量（按现在说法算是”团队精神”吧！）,分工负责、每人一门课程，少而精、少而深，而且可以互教互学。具体做法上有下列两点：一是‘试讲’,即如同正式讲课一样，讲课人在讲台上讲、写，其他人在下面听，讲完后大家对讲课内容以及方式方法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而且是对讲课的一种实际体验。另一点是‘相互听课’，这本身就是一种互教互学，而且可以把听课者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学员的希望和要求反映给授课人。

　　作为初为人师者，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备课准备充分，讲课认真、生动，有的还不时幽默。比如张岱明讲校准的原理、结构，提到由于产品质量不好，小护士甩校准校准柱下不来时，边说边比划，引得哄堂大笑，轻松、活跃的气氛中提高了教学效果。正是由于这种每个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团结互助的共同努力，训练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学员们回本单位后不同程度的开展了温度计量工作。大部分在后来成了计量战线的骨干，如建立计量标准、制定检定规程、出版书籍等。

　　作为训练班的插曲好像还应该提上一笔，学员们大多数是未婚的年轻人，在学习的接触、相处中有的建立了感情，后来喜结连理，就我所知就有两对，这或许应算是训练班的意外收获吧！

　　除在小黄庄办的训练班外，后来还接受过在外地由外单位举办训练班的讲课任务。1958年冬根据马林校准（当时国家计量局力学校准）的建议，安徽省计量系统在合肥举办小高炉用热工仪表训练班，我担任教员；1959年5月一机部五局在包头举办热工仪表训练班，我讲授电阻温度计、光学高温计和辐射高温计；　同年，王进琦去新疆计量局举办的训练班授课；1960年夏我出差西安，正赶上陕西省计量局举办热工仪表训练班，马麟（我的校友、原在国家计量局一起工作）临时‘抓差’让我讲光学高温计和辐射高温计。

　　以上是有关‘教’的回忆，而且都是讲的训练班——‘教’的主要形式。以后还有零星的代培学员，如某的小石、北京分析仪器厂前后两人。下面是关于‘学’的经历与回忆。

　　因为大家都是改行从事计量工作，形势和任务都要求努力学习、尽快学习，以适应客观需要。当时大多是刚参加工作的单身汉，工作、吃、住都在单位，除去星期六、星期日外，每晚办公室都是灯火辉煌，学习或是工作加班。彼时彼景，现在想起也令人难以忘怀！学习主要有两个内容：知识和俄语。知识学习方面在办训练班时尤为明显，它涉及到很多物理方面的知识，如固体物理学、热辐射、几何光学、电子学等等。这些在机校、特别是机械加工学的很少或者没有学过。为了弄清一些自动调节仪表的控制线路，不得不从基础的电子管学起。这种刻苦、认真的学习精神和取得的效果为训练班的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包括热工计量在内的计量、中文书籍很少，而外文书都是俄文。我们的俄语基础都很差，以北京机校来说只学了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这种学习只能算是皮毛。为了更多、更好地学习知识，尽快掌握俄语。开始都是学速成课本，该书附有单词纸条，纸条长约 100mm,宽约10mm,一面是俄文，一面是中文，按照当时提倡的循环记忆法，每天早晨都要背单词，即使出差也不例外。以后是边翻译边学习，以巩固学习成果。

　　当时一机部所属工厂（包括苏联援建项目）的热工计量仪器都存在修理问题，仪器出现了故障就是停用或报废，这不仅是浪费，有时还会影响生产。这一现象引起有关方面、特别是我单位的重视，组织上决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指派关秀丽同志和我学习热工计量仪器修理。计划包括在国内热工仪表生产厂学习和聘请苏联。

　　1956年3月我们去上海电表厂跟班学习电子电位差计和自动记录毫伏计，时间一个多月。主要是从仪器的零部件到整机安装，这对全面熟悉仪器的机构很有帮助，在一般使用中很难遇到，但缺少使用中出现故障的解决方法这一内容，而这更为重要。

　　1957年春夏之交苏联什瓦利别来华，单位安排先请到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厂去参观，以便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有利以后工作的开展。能回忆起的单位有：长春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等（这个城市参观的工厂较多）；大连起重机厂；上海机床厂、上海工具厂等。陪同人员是新由长度组调来的倪树钧工程师，翻译王自兴和我。此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长春参观过后倪工先回单位参加运动。

 以后在哈尔滨遇到了陈葵、马麟和冯秉辉等同志，下面的照片就是我们与在松花江畔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