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由广东世通出资1500余万元成立。公司拥有自主产权实验大楼，地址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区科技园联东U谷科技园内，是国家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贯标企业。
重庆世通仪器检测校准中心实验室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2020年获得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认可，认可号L13133。2021年获DILAC认可。实验室校准源，校准检测覆盖范围广。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电磁、热工、几何量、工程建筑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重庆实验室作为西南服务中心，通过本地化运营，区域协同发展的方式，快速相应，提升服务质量，围绕“服务促发展”的工作主线，打通西南地区服务网格化，已与西南地区众多企业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服务，效率”是西南地区客户对重庆世通的肯定，未来世通仪器检测将不断壮大技术服务团队，以创新为动力，着力西南检测校准服务高地，让服务成为一块金字招牌，为西南地区企业发展蓄力加码。
一、本公司服务范围：
电学类: 万用表、电感电容测试仪、网络分析仪、绝缘导通测试仪、综合测试仪、功率校准器、插头线综合测试仪、插头线压降测试仪、漏电起痕试验机、安规综合测试仪、音频阻抗仪、极性测试仪、线圈测试仪、电机综合测试仪、二次电池测试系统、多功能校准源、指针功率表、晶体管图示仪、分流器、
示波器、离子风机、功率计、电桥、信号发生器、失真度测量仪.频谱分析仪、变频电源、电位差计、高阻计、欧姆表、耐压测试仪、绝缘耐压测试仪、直流稳压电源、电子负载、静电测试仪、频谱分析仪、综合测试仪、线材测试仪、表面电阻测试仪、毫伏表、安规综合测试仪、电容箱、火花机、晶体管图示仪、电池综合测试仪、电力谐波分析仪、匝间试验仪、锂电池保护测试仪、…….
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风雨，历程，见证了民族历史命运深刻改变的伟大转折，镌刻下中国人民坚定迈向复兴的丰功伟绩。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计量事业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参数量值传递到多技术综合计量、从分散到统一的艰苦创业道路。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对长度计量基准和有效对量值传递系统，致使制造炮和炮弹工厂的量值不统一，导致发生无坐力炮膛炸和近炸等严重事故，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有关领导和工业部门引起了高度重视，决定在我国创防计量工作。

1952年2月，主管工业的重工业部兵工局决定在第四研究所筹建一个精密机械加工车间和一个精密测量室，从事研究枪、炮口径量规和枪弹、炮弹尺寸样板的制造和测量工作，利用校准样板来统一各生产厂所生产产品的量值。计量从此诞生。

195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划归部五院，并成立了五院二分院，在二分院成立测试处，建立了无线电标准仪器室（即科工委第二计量测试研究中心的前身）。五院一分院，导弹试验训练基地和核试验基地也建立了测试处，与武器研制，试验任务配套。当时，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主管计量工作。

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苏联的撤退，“三年困难时期”和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建设造成了的困难和破坏。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广大计量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奋力开拓，把计量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破坏，计量出现了前进中的困难，计量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怀疑，对计量是否有必要存在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召开军民座谈会，统一对计量的认识；召开两次工作会议，促进工业计量的发展；召开北京座谈会，加强技术的计量工作；开展“五查”整顿工作，提高计量整体水平。终，70年代这十年间，经过广大计量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计量拨乱反正，统一了认识，在调整中不断前进。

到了20世纪80年代，是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技术基础，计量实现了集中统一管理，并在联合和统一中实现了快速发展，为科研、试验、生产、使用中的量值统一，确保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大型试验的成功和提高技术经济效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是在这期间，航天工业部二院计量站（现航天二院二〇三所）被确定为科工委第二计量测试研究中心。

其中，1983年，科工委在北京召开了次计量工作会议。聂荣臻副给会议写了贺信，他在信中强调指出：科技要发展，计量须。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没有计量，寸步难行。计量更是重要。

20世纪90年代，是计量实现统一后得到快速发展、取得成就的年代。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指引下，计量通过两次计量工作会议和“八五”“九五”计划，在计量机构建设、技术手段建设、计量法制建设、计量队伍建设、规范计量活动以及加快与国际接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计量为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计量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更加规范管理。明确了地方科技工业管理部门、集团公司、计量技术机构等各方计量工作职责和要求；明确了计量技术规范全过程闭环管理程序和要求；规范了计量标识的印制和使用，提升了计量的整体形象。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创建起，我国计量事业经过6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如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运行有效和持续改进的计量监督管理体系与计量技术保障体系，有力地促进了科技工业技术的进步，了产品的质量与安全。

与计量事业共同成长的还有老一辈的计量人，其中航天二院203所原副总工程师、总计量师叶德培就是其中一位。

1955年，上海女八中的毕业生叶德培，被保送至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两年后，她离开俄院，进入清华大学学习雷达技术。这期间，叶德培加入了中国，并在毕业前夕申请入伍，成为计量战线的一员。叶德培刚入伍时，计量正处于初创时期。一次，某型号被发现整批弹不合格。经过她和同事们分析查找，查明问题的根源是衰减器的校准曲线有误。通过这次事件，她真正意识到，计量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武器的性能。从此，她爱上了计量，在计量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

20世纪80年代初，叶德培担任了203所无线电计量室的领导工作。在她的下，全室大力拓展计量服务领域，积极引进设备，开展测试方法研究。在她的下，室里气氛好、人气旺，成为一个很有凝聚力的集体，这种优良的工作氛围一直延续至今。

90年代初，叶德培担任了203所副总工程师、总计量师。她认为，203所应当在每个五年上一个台阶。在她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203所在毫米波计量测试技术、网络化管理的建立方面迅速发展，同时更新了不少系统的测试设备，为203所终成为国家认可实验室打下了良好基础。如今，所内计量工作面貌焕然一新，技术水平处于系统的地位。

叶德培虽长期在技术一线工作，但在理论上也建树颇丰。这些年来，她担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名词术语委员，为此不懈努力了十几年。“测量不确定度”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建议用于评定测量结果的新概念，但国内一直未能很好的引入。叶德培经过数年的努力，先后将国际《测量不确定度表示导则》译为中文，并写成教材进行推广。她本人也成为国内研究“测量不确定度”的。叶德培还多次参与了计量“国军标”的制定工作，经常为计量人员讲课。

“铸科技之尺，量国民经济之天”的“铸尺量天”，便是计量人的初心与精神。叶德培等老一辈计量人始终恪守着作为一名员的信念，用毕生精力报效祖国，了新中国计量事业，填补了计量史上的多项空白，培养见证了一代代计量人从懵懂到功勋的成长，实现了新中国计量事业由起步到腾飞的跨越，开拓了新中国计量史从星火到燎原的伟大成就。

作为新时代计量人，我们理应接过老一辈计量人的旗帜，以“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细”的标准，在党中央领导下，直面挑战，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使计量事业更上一层楼。

世通仪器检测在全国有多个实验室欢迎来电咨询：陈工（广东，江苏，陕西，河南，重庆，四川，福建，安徽，浙江，江西等等）均可上门检测，校准证书带CNAS，出证书快，证书可加急，(主要业务:仪器计量，仪器校准，仪器检测，仪器校验，仪器外校，仪器校正，仪器测量，仪器测试，仪器标定，仪表计量，仪表校准，仪表检测，仪表校验，仪表外校，仪表校正，仪表测量，仪表测试，仪表标定，量具计量，量具校准，量具检测，量具校验，量具外校，量具校正，量具测试，量具测量，量具标定，器具计量，器具校准，器具检测，器具校验，器具外校，器具校正，器具测量，器具测试，器具标定，设备计量，设备校准，设备检测，设备校验，设备外校，设备校正，设备测量，设备测试，设备标定，仪器检验，仪表检验，量具检验，器具检验，设备检验)报价流程：发公司名称和仪器清单-收到清单开始报价-价格合适预排时间上门检测或者寄实验室检测-检测好1-5天出证书-寄回证书-付款。
一次难忘的考试经历，真是对人的潜能的挑战。

1980年，计量检定员任职资格考试在全国展开。这是国家量值传递系统正规化的重要一环。同年8月，四川省标准计量管理局组织了考核。我参加了“一、二等活塞式压力计标准”考核并获得通过。同年11月，宜宾地区标准计量管理局组织了热工计量检定员考核。时任泸州市标准计量管理局局长的李沛祥为了确保该项目有合格的检定员，让从事压力检定的我与热工的两位同志一同前往。
检定员考核内容分为理论考试与实际操作两部分。理论考试的内容包括计量基础知识和相关知识。当时要考核的热工计量器具包括热电偶、毫伏计和电子电位差计3种；知识主要是电学知识，而压力计量是以流体力学为主，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虽说所需的知识并不深奥，或许中学的电学知识再加些电工原理即可应付。但现炒现卖绝非易事，尤其是一个已经离开中学课堂近20年的人!
考核一共12天，其中培训6天，理论考试一天，实际操作考试单个进行，需时较多。
培训开始了……知识比预想的难度大得多，由省局统一命题，培训教师是宜宾地区计量所热工室王主任。她心中也没有底，但她毕竟已经在省里通过了考核，所以都能讲到点子上。我因为有中学参加无线电活动小组的经历和在空军地勤航校读过电工学的课程，虽然丢了很久，经千呼万唤还是苏醒了不少。但要害不在听得懂，而是要记得住!顺理成章，熬夜势在必行。
那十几天是迄今为止我用脑时间长、用脑密度大的日子。简言之，除了吃饭，即使上卫生间都手不释卷。每天都熬到深夜三四点甚至五点多，只睡三四个小时。开始时，两位同事陪我熬。区别在于我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毫无睡意，而他们是竭力与瞌睡虫抗衡显得万般无奈。白天要正常上课，弄不好得不偿失。我知道他们担心如果考不好怕人说是“态度”上有问题。在我的力劝下，他们才不再与我“齐头并进”。
对大多数参考者来说，理论考试是真正的难关。当时从事基层计量检定工作的人员(包括企业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与今天进入该岗位的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而实际操作考试对于他们则是驾轻就熟，因为这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当然，是否严格按检定规程作业还大有讲究，这正是考核的根本目的。如果说理论考试是难关，那实际操作更是难上加难。因为3种计量器具中，电子电位差计与我素昧平生!要对它的性能指标熟练地按检定规程(考试是不能带规程文本的)鉴别——你说有多难？!
在此还得特别感谢我的两位同事，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一台电子电位差计。在两位同事的悉心指导下，我连夜操作了两个多小时。事实证明，这是为关键的明智之举。任何成功如果希望于侥幸，其几率实在微乎其微。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信然!实际操作考试采取抽签方式，3种计量器具随机确定一种。真是怪哉，我偏偏就抽到电子电位差计!因为有了那夜的热身，我按考试要求一边叙述规程条款，一边缓慢地动作，居然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全部检定项目!据说，慢，倒给人以稳健老练的感觉。95分!地区所的人大惑不解，这家伙不是搞压力的吗？怎么从这儿冒了出来？
考试一结束，紧绷的神经陡然放松，体能与精神几乎崩溃……头痛欲裂!那种痛法，平生一次!的念头只想睡觉……
人都渴望有成就感，都希望被别人看得起，尤其是新到一个单位，特别想证明自己。或许，这些就是行动的动力吧。
泸州市标准计量局那时属宜宾地区局管辖，但却建立了相同的热工标准，而且我市的热工计量器具多于宜宾市。如果我局的标准器因为没有考核合格的检定员而被撤销，所有的热工计量器具都应按就地就近的原则送宜宾检定。这对检定项目本来就不多的泸州局来说极难接受。这也是我倍感压力的原因。我理论考试达到83分，理所当然获得热工检定员资格。我们原来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宜宾地区局说，我是压力组的，热工组仍然没有检定员!幸好国人对付此类事件都是轻车熟路，相当的有办法。局里立马发文，任命我兼任热工组组长，并报宜宾地区局备案。
本文刊发于《中国计量》杂志2012年第9期

世通仪器检测在全国有多个实验室欢迎来电咨询：陈工（广东，江苏，陕西，河南，重庆，四川，福建，安徽，浙江，江西等等）均可上门检测，校准证书带CNAS，出证书快，证书可加急，(主要业务:仪器计量，仪器校准，仪器检测，仪器校验，仪器外校，仪器校正，仪器测量，仪器测试，仪器标定，仪表计量，仪表校准，仪表检测，仪表校验，仪表外校，仪表校正，仪表测量，仪表测试，仪表标定，量具计量，量具校准，量具检测，量具校验，量具外校，量具校正，量具测试，量具测量，量具标定，器具计量，器具校准，器具检测，器具校验，器具外校，器具校正，器具测量，器具测试，器具标定，设备计量，设备校准，设备检测，设备校验，设备外校，设备校正，设备测量，设备测试，设备标定，仪器检验，仪表检验，量具检验，器具检验，设备检验)报价流程：发公司名称和仪器清单-收到清单开始报价-价格合适预排时间上门检测或者寄实验室检测-检测好1-5天出证书-寄回证书-付款。开展的检定／校准项目： 量块、平晶、干涉仪、测长仪、经纬仪、水准仪、测厚仪、坐标测长机、光学计、投影仪、影像测绘仪、工具显微镜、电动轮廓仪、气动量仪、偏摆仪、测微仪、液塑限测定仪、直角尺检定仪、百分表检定仪、千分表检定仪、量仪测力仪、水平仪检定器、水平仪零位检定器、测量显微镜、读数显微镜、金相显微镜、光学平直仪、水平尺、电子水平仪、合象水平仪、框式水平仪、平板、平尺、宽座角尺、刀口尺、线纹钢直角尺、角尺、卡尺、千分尺、指示表、内径表、杠杆表、数显表、钢卷尺、钢直尺、塞尺、工程检测尺、方箱、环规、螺纹量规、表面粗糙度样块、半径样板、螺纹样板、滑板式汽车侧滑检验台、轮偏检测仪、线缆计米器、线速激光测径。对有关长度、角度、粗糙度、平面度、线纹、端度、形状与相互位置的量值进行校准。
实验室地址
东莞总部：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厚德上梁洲工业区四横路7号
江苏世通：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开发区昆嘉路379号
重庆世通：重庆市北碚区万宝大道184号3楼
走进计量大院　　
1962年，我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与同校的谢声洛及仇乃荣赴国家计量局报到。到北京站后直奔中关村，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从事计量科研的部门(有人甚至要我们去找粮食部门——计算粮食)。第二天通过国家科委才得知在小黄庄。记得人事处张凤山同我们谈话时说:“有两项工作要干，一个是pH值，另一个是制造用作基准的标准电池，你们看谁干哪一个？”我俩大眼瞪小眼，心想这两种仪器都很不起眼，还要我们两个大学毕业生干什么？张见我们都不作声，就“乱点鸳鸯谱”了，指着我说:“那你做标准电池，谢声洛搞pH值吧!”就这样，让我与标准电池结下了40多年的不解之缘!

到国家计量局时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条件很艰苦，但是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和群众同甘共苦、心情舒畅、干劲很足。有一次，实验室主任罗振之给我一张半个巴掌大的油印小票，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听周恩来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使我有幸亲眼目睹周的风采，不用稿子讲了一下午，令我终生难忘!想不到30多年后的2001年我又迈进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不仅坐在前排，还走上台从党和人手中接过国家技术发明奖奖状。以下通过我制造标准电池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来看我国计量科技艰难发展的奋斗历程。

＋进入标准电池的研制领域　
我到电磁处(现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电学量子所，编者注)后，接过何锡蘅同志从苏联学习带回的有关标准电池记录的笔记本，并请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王琏教授作顾问。当时学术氛围十分民主，领导放手让你干，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从书本及生产实际两方面着手开始研制工作。在武汉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教授(因文革后一次会议上个向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尽快恢复高考而全国)。有一次我们师生同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我开玩笑说:“查先生，您教我的‘电极过程动力学’我只用了点皮毛，可您教我的科研方法及如何查资料、如何入手，我可正发扬光大呢!”他笑着说:“那就够了，这才是重要的。”我从《美国化学文摘》(C.A.)入手，从韦斯顿(Weston)1892年发明标准电池开始查阅，1年、5年、10年，主题、作者等索引开始查阅，一直查阅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近70年来已发表的300多篇有关论文，再一一做简介、摘要并整理成册，还以文章作者、主题、文种、年代等作索引分类汇编。由于我在大学时学俄语，而今大部分资料是英文的，日文、德文及法文资料也不少，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学外语，除英文外，连日、德文也拿着字典慢慢地可看明白文章的大致内容，对重要的工艺过程、操作方法一定要弄清楚，就采用一边请情报室同志口译，我一边笔录的方式。凭这本文摘(以后又不断补充直到退休)我较好地掌握了国外标准电池的发展和新情况。领导还派我(还有樊文敏及搞电阻的崔广英、杨家桂等同志)去上海电工仪器厂实习，学会了除电池封口外的全部制造工艺。此时我既有了理论基础，又有了实践经验，并掌握了国外90%以上的文献资料，遇到什么问题，查查国外是怎样克服的？如没有现成的方法，也有启示作用，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大干一场的条件也已具备了。

不巧的是“文革”开始了，我因家庭问题受到严重冲击，但只要有机会，我仍去图书馆补充索引。记得曾向当时的电磁处领导申德洙提出过:美国正在研究采用约瑟夫森效应保存电压单位的信息，并建议电磁处组织力量研究。“文革”期间，标准电池制造工作时断时续，时任电磁处处长张启超让我参加有关标准电池制造的讨论会，在会上我提出要增加用电解法制造的电池，因当时制造厂为了批量生产低档标准电池，采用化学沉淀法。张启超处长小结时决定两种方法都各制造一批，现今采用电解法制备的标准电池已占优势就证明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以我当时在“文革”中的处境，居然不仅让我参加会议还采纳我的建议，可见当时计量院学术氛围十分民主，没有“学霸”，大家都在努力工作，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集体协作攻难关　
十年“文革”后，我从河南确山五七干校回到计量院工作，此时人已步入中年，很有紧迫感，举目看看国外的发展，下决心奋起直追。情报室袁先富研究员建议我在收集了那么多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写个综述，于是我写了几万字的综述，总结了当时已收集到的所有国外资料中的精华内容，并详细摘录一万余字刊登在1978年期的《国外计量》杂志上，文中后提出的电压单位保存方式的五个发展方向直到20多年后我退休时仍有现实意义。此时，我还通过《化学通报》看到扬州师范学院诸询治教授发表的一篇有关标准电池的很好的论文。经多方打听找到诸教授，我到现场一看，深感扬州师院比制造厂更适合研制基准电池。当时大学的教学任务并不重，扬州师院领导也很支持，并让诸教授的两位学生(已留校的穆绍林等)参与此项工作。1976年唐山地震时，我们住抗震棚也未间断电池制造工作，全部电池均采用我一直坚持的电解法制备的方法制造。据当时国家计量局物资处的张晓惠同志讲，扬州师院生产的标准电池产值与全局下属所有计量实验工厂的总产值相当了。与此同时，上海电工仪器厂、上海计量局附属工厂、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等电池制造厂也与我们协作以研制更好的标准电池。于是，我们组织全国标准电池生产厂及计量部门下属厂共计八个单位开展标准电池电动势-温度系数测试工作，昼夜不停历时半年多，测得数以万计的数据，采用算盘及手摇计算机处理，所得到的结果比同期进行此类工作并被认为是世界上好的美国国家标准局(NBS)和西德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的还要好，所写的论文在我国高学术刊物《中国科学》上发表，并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这大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刚进国家计量局时曾听老同志介绍世界上好的计量天平不是发达国家大公司制造的，而是奥地利一家世袭的家庭作坊生产的，当时我深受鼓舞，决心把标准电池做到世界水平!此时通过多年大量测试考察近千只新制造的标准电池，发现其电动势值一直普遍升高，这是有违电化学原理的。我怀疑作为其测试标准的、从苏联进口的国家基准电池组的数值正在逐年下降，应作整体淘汰并更换补充新电池。但是，由于新电池需经过几年考核才能区分出优劣，于是，我总结出新的筛选方法，新电池经人为老化后，短期(3个月)即可判定其优劣，这大大地缩短了实验周期，新电池的生产改进速度大大加快，各制造厂都制造了一大批优良标准电池，进入我国标准电池生产的繁荣期。全国都使用国产标准电池作为电压标准，日后出口及送国际计量局(BIPM)及PTB等的基准电池也都是我从此期间生产的标准电池中经长期考察、测试后择优挑选出来的。

＋错失出口良机　
我国的优良标准电池生产后立即被外商盯上了。加拿大高联公司以几美元一只的从我国购置一大批“赤膊”电池，当时我们还非常高兴，认为国产标准电池出口赚外汇了。后据当时的水电部电气科学研究院的张叔涵研究员讲，他去高联公司参观过，该公司是个三无企业(无固定人员、无设备、无场地)。他们事先印刷十分精美的铜版纸广告、说明书寄有关部门，订单回来后根据数量从我国购买核心部分(几美元一只的“赤膊”标准电池)，然后找人设计控温电池线路，其外形十分漂亮(用拉帘式硬木做)，便于放在飞机座位下，内装4、6、10及12只标准电池，零部件外加工，再租场地组装成形，按订货单发货后人员解散。经组装后每台均卖几千甚至于几万美元，据说他们赚了几百万美元。然而他们没时间也不会筛选标准电池，不分优劣地卖给一些国家计量院。我去过的几个国家，看到他们都购买了多台高联公司的控温电池。也有买到不好的，其中像新加坡有一组控温电池中的一只电池不行了，我到新加坡比对标准电池时同他们一起打开该控温箱，一看才知是我国生产的标准电池。
在我们身上发洋财的不止高联公司一家，英国Tinsley公司也发财了。有次朝鲜来我院送检控温标准电池(4只装)，我一看外形就说:“是中国出产的，这种低档标准电池在中国只能作二等标准(省级计量部门都不能用)，一千多元人民币就可买到，我国比这好的电池多得很”。朝方则说:“铭牌明明是英文写的Tinsley公司制造的，怎么会是中国的呢？而且花了两万美金从英国进口的，是我本人亲自去香港提货的。”我笑着拿出一台北京计量仪器厂送检的中文铭牌电池对他讲:“您看看!除铭牌是中文的外，连每个螺钉都一模一样。”此英文铭牌在制造厂时我亲眼看工人做的，英文说明书还经我审校过(英文翻译不懂计量)。当时我真有一种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感觉。这家公司只将这组控温电池从我国内地提到香港地区(都没有进入英国国界)就赚了十多万元人民币。

类似实例还真不少。在国际电学咨询会议上，因瑞典保存电压单位的基准电池不行了，其一位代表问:“何处可买到好的标准电池？”国际计量局局长指着我国代表说:“China”，于是我国参会代表在会议上作了介绍。他回国一个多月后看到我才想起此事，连忙告诉我地址，我赶快写信给瑞典代表，其回信称:“很高兴知道优良标准电池来源于中国，但我们已从东德买到基准电池，谢谢!”原来在会议上，东德代表团因当时东、西德合并，东德基准电池不需要了，一散会马上找到瑞典代表成交了，我们拖了近2个月而错失了良机。
更可惜的事是:BIPM从事电压单位研究的D.Reymann先生多次测量我们的标准电池后评价很高，1982年9月8日给我来信问:“几个国家电学实验室的同行们对这些标准电池取得的结果非常感兴趣，并希望能为他们的实验室购买这些标准电池。如果可能的话请通知我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供给标准电池”。结果由于我国体制方面的原因，亦未办成而错失良机。

重庆世通仪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由广东世通出资1500余万元成立。公司拥有自主产权实验大楼，地址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区科技园联东U谷科技园内，是国家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贯标企业。
重庆世通仪器检测校准中心实验室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2020年获得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认可，认可号L13133。2021年获DILAC认可。实验室校准源，校准检测覆盖范围广。中心设有：力学、长度、衡器、电学、电磁、热工、几何量、工程建筑等校准检测实验室。
《哲学问题》是伯特兰·罗素于1910年写的一本哲学导论。罗素是当代西方负的哲学家、数理学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获诺贝尔奖。20世纪50年代以后热心于世界和平运动。
《哲学问题》主要讨论了现象与实在、物质的存在、物质的性质、唯心主义、认识的知识和描述的知识、论归纳法、论我们关于普遍原则的知识、先验的知识和如何可能、共相的世界、论我们关于共相的知识、论直观的知识、真理和虚妄、错误和或然性意见、哲学知识的范围和哲学的价值等内容。
《哲学问题》一书的部分内容，对于计量工作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计量工作者都相信多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与真值的差距不大，这是为什么呢？这种信念仅是过去经验的盲目产物呢， 还是一个可以验证的合理的信念呢？罗素说“经验已经向我们指明:到目前为止，这便是我们预期下次会有同样的序列或并存的一个原因了”，“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并不比脖子出乎预料被绞断的小鸡要好些”，这是因为“过去的一律性形成对于未来的预料， 这是一回事， 预料的有效性问题提出之后， 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合理的更具使这些预料可以有分量，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律性“过去一直是有效的， 那么是否我们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他们未来也永远有效呢？”答案在于“或然性”，也即测量具有或然性。罗素在论归纳法中给出了归纳法原则的两个部分“(甲)如果发现某一事物甲和另一事物乙是相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从未发现他们分开过， 那么甲和乙相联系的事例次数越多，则在新事例中(已知其中有一项存在时) 他们相联系的或然性也便愈大。(乙)在同样的情况下， 相联系的事例其数目如果足够多， 便会使一项新联系的或然性几乎接近必然性， 而且会使它无止境地接近必然性。”
对于测量而言， 则上述归纳法
(甲)测量人员发现测量结果均值和被测量真值是相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未发现他们分开过， 那么测量次数越多， 则新的测量结果均值与真值相联系的或然性也便愈大。
(乙)在同样的情况下，测量次数如果足够多， 便会使新的测量结果均值与真值的联系的或然性几乎接近必然性， 而且会使它无止境地接近必然性。
所以，根据罗素的哲学，就能够从思辨的角度解释计量工作中多次测量的原因。罗素还指出“归纳法原则不能够仅凭经验来反对”，“也同样是不能凭经验证明的”。
罗素从哲学角度告诉我们“科学上的普遍原则， 例如对于定律的支配力的信仰、对于每件事必有原因的信仰， 都和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一样， 是完全依靠着归纳法原则的。”而且“凡是根据经验而告诉我们有关未曾经验过的某种事物的知识， 就都是基于一种既非经验所能肯定的， 又非经验所能否定的信念”。
因此， 对于计量工作中的不同观点，不能仅凭经验来肯定或否定，而需要通过演绎法进行详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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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左边一撇，右边一捺。对此，人们解释:一阴一阳之谓人；还有一种说法:两相支撑、相互扶助、共同前行；另有人说:“人”字就像两个棍子在打架，以示人和人之间，会发生矛盾、纠纷甚至冲突。做人的准则是:一个人要做好自己；两个人要处好关系，懂得“双赢”；三人以上要各守其位，不越位、不缺位。
人要想健康和成功，“和”字很重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的内容很多，与自然和、与社会和、与同事和、与家人和，更重要的是与自己和。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譬如误了事，习惯于自责；又如遇到事，犹豫不决；再如决策事，反反复复；与人共事，疑心重重，看别人总像“偷斧子的人”等，自己不和，就很难与家人和、与同事和，也不易与自然、社会和。也就是说，要做到和谐，应该有个顺序，是自己与自己和，其次是与家人和，与同事和；再就是与社会和、自然和。但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却恰好反过来，就是“远交近攻”。两个孩子打架，父母不分青红皂白，先打自己的孩子；日本侵略中国，了大片，国民党先打，围剿新四军、八路军，说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违背规律的，所以失败了。
自己与自己和有两个方面，分别对健康和成功负责。一是体内的各个脏器和(如肝胃和、肝脾和、心肾和等)，和则平衡，说明脏器工作正常。否则，肝胃不和，心肾不交，就要出毛病。二是情绪平和，心情愉悦，精神顺畅，不仅有利于健康，而且能与别人合作。否则，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有问题，心情不愉快，心中起波澜，不仅健康要出问题，而且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做事也不顺利。
要做到与自己和，关键的是明白三个问题:，人生苦短，要懂得珍惜，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第二，对人对己应宽容，不要太过计较；第三，多想八九，少想一二，有幸福，能够感知。要有这样的心态: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不可忽视的“五防”

(一)50岁以上的人要防摔倒。中老年人摔伤，特别是腿部骨伤后，大多祸不单行。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卧床不起，食欲减退，消化系统出现紊乱；其次是血糖、血压、血脂(胆固醇)升高，继之而来的可能是心肌梗死、脑中风等。有的则一病不起，直至死去。这很好理解，长期久卧，新陈代谢就会大大减慢，一方面输入的热量不能输出，形成脂肪沉积；另一方面血液循环阻滞，各个脏器供血不足。
(二)40岁以上的人要防便秘。长期便秘会引起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导致直肠病变，甚至直肠癌。患了直肠癌做手术。二是因为便秘，对于心脑血管硬化的人，会引起脑出血或心肌梗塞的危险。中医有句话:要想长生，肠中常清。北京同仁堂药店有两句广告词:其一是，腐便不清除，等于在吸毒；其二是，肠中留腐便，身体老十年。
(三)对于30岁以上的人要防抑郁。人到了30岁，结婚后有了孩子，父母、岳父岳母，甚至祖父母都在，家庭负担重，思想压力大，负担加重，大多处于焦虑期，容易形成亚健康特别是抑郁症。另外，还是因为负担大，思想不集中，容易造成意外事故。
(四)所有的人都应注意防急躁。情绪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已为整个医学界、社会学界所公认。脾气暴躁，心态不平和，很容易患上各种顽症，甚至不治之症。
(五)机关工作人员要防久坐。有关调查显示，因为久坐，有40%的人患上颈椎病，22%的人导致肥胖，13%的人患上肩周炎。洪昭光说，久坐会损害心脏，使得心肌收缩无力，容易诱发心肌梗死等疾病。久坐会伤胃，使胃肠蠕动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少，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及十二指肠溃疡等。久坐还会伤脑，由于血液循环减缓，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此外，久坐还会引发高血压、便秘、痔疮、结肠癌。可以说，“现代人许多疾病都是坐出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久坐列为致死致病之一。
究竟有多少人终死于摔倒、便秘、抑郁、急躁和久坐，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单就身边和认识的人中，可以说屡见不鲜。这五种情况的发生，并不会立即引起死亡，但是，时间长了，结果可想而知，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

人到六十应“耳顺”

孔子有句名言:“六十而耳顺”。所谓耳顺，就是无论听到多么不高兴、不顺心的话，都能泰然处之，不会引起情绪波动。无论是夫妻之间的事、儿女的事、单位的事、朋友的事，有看法当面讲明，但就是不往心里去。不仅要“耳顺”，眼也要顺。当看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时，不计较，不在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为利益之事动容，不为难听的话动气，不为看不惯的事动作。大有“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气度。其实，也不一定都是别人的过，自己也有过。无论谁的过，都无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句话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看，事虽关己，也要“高高挂起”。到了六十岁，原则上只有两样事“关己”: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关己”的事了。不仅六十以上的岁数，包括五十以上，也应做到“耳顺”。
人的感官除了嗅觉、触觉，主要是耳朵和眼睛。这两个窗口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能接受外来的信息，学到知识，了解情况，对外交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坏处大，好处少。

“老病号”为什么也能

据《解放日报》2002年3月27日江荫农的文章，在上海黄浦区活跃着一支“太极拳寿星队”，作者便是其中之一。她从小体弱多病，患过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患过胃溃疡，还得过乳腺癌；进入老年后，高血压、冠心病、老慢支、腰酸腿疼以及神经衰弱等接踵而至；平时，伤风感冒更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药。但是，她当年已94岁。1992年还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健康老人。”
老病号，人们也称“药罐子”。日常生活中，一些被称为“药罐子”的老病号反而能，而平时看上去很健康的人有的却突然得大病重病，早早去世。为什么呢？是活得仔细，有高度的保健意识。一方面注意饮食、运动和调整心态；另一方面注意定期体检和定向检查，不至于死于无知。其次是久病成“医”。“药罐子”们知道有病早治，“遵医嘱”对症服药。同时，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养生道理和预防、应对疾病的常识。第三是能够在疾病面前自处，特别是心理上有了承受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们对疾病有预案，能够沉着应对。第四是能发现并注意自己“短的一块木板”。有个“木桶理论”:木桶是由多块木板围成的，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长的那块木板，也不是取决于多数木板的长度，而是取决于短的那块木板。存在短的一块木板，就是不平衡。人的个体是不同的，但各有各的那块“短的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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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度量衡在历史上虽然影响十分深远，但毕竟享国不久。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仅12年便去世，二世胡亥在位不到3年秦朝就灭亡了。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后，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继承和发展秦制，度量衡也基本上是秦制的延续。然而在西汉刘氏家族执政的200多年中，也没有对度量衡作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在中国度量衡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文书和标准器物的制作，都产生于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朝代——新朝。那么这一切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呢？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步入了危机深重的末途。在母后干政、外戚擅权的历史条件下，王莽被其姑母太皇太后王政君看中，急召入宫掌管了朝政。


翻开任何一部历史文献，无一例外地把王莽形容为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两面派。在尚未登基之前，他表现得极其谦恭、忍让，广泛网罗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收买人心。一旦时机成熟，登上帝位后，又立即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其府库中仅黄金就达60多万斤。在他当皇帝的短短17年中，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改制政策，一部《周礼》几乎成了改制的蓝本。王莽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不但给人民带来无数新的灾难，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从篡位到改制，可以说全面失败，度量衡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影响极为深远，这值得我们思考。


王莽“代汉立新”正式当上皇帝，虽然是公元9年，但在此之前20多年中，也一直为后篡位作各方面准备，网罗大批儒学名士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王莽大权在握的元始年间(约公元3年)，召开了中国历史上次科学家大会。会上讨论了有关天文、历算、钟律、度量衡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度量衡部分对历代度量衡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后来被《汉书》的作者班固看中，又经过删减，弃其伪劣，后编入《律历志》上篇。此后《汉书·律历志》成为度量衡的经典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书·律历志》度量衡部分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数即一、十、百、千、万。有了数才能推生出律历、制造器物、制定度量衡。和声是指乐律之事，而黄钟律又与度量衡互为参校。审度、嘉量、权衡三篇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度量衡的单位名称和进位关系，长度单位是:分、寸、尺、丈、引，它们都以十进位；容量单位是:龠、合、升、斗、斛，其中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均为十进制；权衡单位是: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在此之前，度量衡单位都散落在各种史籍中，《汉书·律历志》在考证了历代经书史籍的基础上，对度量衡单位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给后代留下了可靠的资料。


2.度量衡的三个基本量都以黄钟来复现:九寸正合黄钟律管之长，并以累黍作直观验证。一旦后代度量衡器被销毁或丢失，就可以与黄钟律管、累黍相互佐证。故汉以后的历代，凡追溯古度量衡制者，无一不以黄钟律管和累黍为依据。


3.度量衡三者标准器的形制、材质、制作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成为研究、考证汉代度量衡器的重要依据。


4.有关管理度量衡的行政部门、高的职能长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刘歆等提出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绝非凭空设想。早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就有记载:每年的二月，虞帝、舜要到东方各地巡视。将日、月、年等历法协同起来，把乐律与度量衡统一起来(“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开篇句话就引《尚书·虞书·舜典》曰:“乃同律度量衡。”作者认为，律历度量衡都做到统一，就能使远近齐一，立信于民。夏、商、周三代都遵循这一法则，故法律制度也都完备起来了(“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三代稽古，法度章焉”)。而《汉书·律历志》却明确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并以累黍为介质，互为佐证。


古代律管可简称为“律”或“管”。声是无形的，要发声就制器，律管就是用来发声的器。有器就必有形，能发出黄钟宫声的律管，它的长度、口径都是固定的，否则音的高低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人的耳朵一般都能感觉得到。要把有形之器定量化，就需要通过测量把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和口径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确定一个可视的客观标准了。反过来这支有固定量的律管也可以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刘歆等人正是对律与度量衡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入的理解，才把黄钟律管通过度量衡定量化了。


汉代一尺长为23.1厘米已沿袭了一千多年，黄钟律管之长也绝非刘歆等人能随意改变的，度量衡借助与其他物质进行比较，其量值才能复现并传递。用什么物质复现一尺的长度呢？在刘歆之前就有采用人的头发、马尾、粟、大麦、人体等定尺，但其准确度不高、重复性不好、可操作性也不强，有的也无法与汉尺相吻合。究竟用什么物质既能复现一尺之长，同时还能与黄钟律管的长度、容积和度量衡三者中的某一个单位量相合呢？刘歆等人除了查找古书外，还委派许多人四处寻找能达到上述条件的物质进行实验，后终于找到取代常常食用的谷物——黍。黍子是一种耐干旱的作物，它外表坚硬、不易损坏，不过它的品种很多，大小也有差异。如何能尽量选择每一粒黍正好与一分的长度相吻合更为重要。刘歆下令把各地的黍子都集中起来，又把它们分成大、中、小三等，分别排列，测量它们的长度、容积和重量。后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即某个品种中等大小的黍(可惜他没有提到用的是哪一个品种)，一粒相当于一分，90粒黍即合黄钟之长，100粒黍当一尺；1200粒黍又正合黄钟律管之容，与一龠相当；所容的1200粒黍之重量约略相当于12铢。终于巧妙地将律管、黍与度量衡三者联系起来。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权者……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这简短的几十个字，对度量衡与黄钟、累黍的关系作了清楚的交代。度量衡与黄钟律互为佐证，再以累黍为介质，相互参校，即可以记载于书，形之于物了。有了器物、有了数据，后人也就可以具体操作了。


今天看来，这些数字虽难免有拼凑的成分，但是按照刘歆提出的条件，后人经过多次实验，证明大体还是相当的。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刘歆能提出这样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极其不容易，必定经过寻经查典作为理论根据，还要广泛搜求各种实物与律管、度量衡器相互印证。正因为他对乐律学有很深的研究，对黄钟律与黄钟律管的发音又做过无数次的实验，严格地确定律管的长度和管径后，再去寻找各种自然物与尺、律管的长度、容积反复校验，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再从另一方面探讨，黄钟、累黍还包含着非常深刻的科学含义，即构成了建立古代度量衡标准的原理:以黄钟律定度量衡标准，与现代人建立自然基准的基本思想极为相似；而选用100粒黍横向排列定一尺，又选用1200粒黍定容量和重量，完全符合今天数理统计的原理。


黄钟、累黍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就被班固选入《汉书》成为《律历志》的重要篇章。汉以后历代更是引发了各种讨论:遵循者、赞誉者、怀疑者、批评者无数，却从未能全盘否定，更无人提出新的理论取代它。


历史上早验证黄钟论点的是荀勖。汉代末年，由于战乱纷扰，各种礼仪器物包括度量衡器大多已消亡，晋武帝时，令律历学家荀勖考证古乐律。荀勖凭着他丰富的乐律知识和聪慧的听力，判定当朝宫廷内的太乐八音不和。究其原因正是东汉至晋的尺度长了四分有余，尺度增长了，律管也随着加长，造成乐律失准。于是考证了各种古器并相互校验，终于制定了一支古尺，用此尺重定律管长度。后来经过证明，荀勖所定的古尺与古律都与秦汉时的尺度和黄钟宫声完全相符。可见，律与尺相互校验是可行的。


其后，李淳风在考证唐朝以前历代尺度时说:用律与度量衡相互校验，再用累黍等各种方法是可行的(“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他以“莽量尺”作为基准(列为等)，与他搜集的汉以后魏、晋直至隋，前后17个朝代，27种尺与等尺作比较，分别按尺度的长短列为十五等，后来又被收入《隋书·律历志》，成为后人研究这期间一尺之长的重要历史资料。因此，“十五等尺”在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对度量衡与乐律、累黍的讨论，主要见于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他为了验证黄钟律管、累黍的关系，甚至跋山涉水寻找合适的竹管，还亲自种植各种黍加以验证。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找不到另外任何物体可以取而代之。


清朝对前代尺度考订，主要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康熙在考订黄钟律和累黍时，亲自验证，后提出横累100粒为古尺，竖累100粒为清营造尺。他的这一做法十分巧妙，即把古制寓意在其中，还把清朝长32厘米的营造尺，也用累黍(竖排)的方法排列了出来。


刘歆等在采用累黍定度量衡时，不仅确定以黍为中介物，而且还明确指出要取中等大小的黍横向排列。能作出此具体规定，已远远超过了前人，更给后世提供了复现条件。尽管后代也曾有人提出许多异议，如“岁有丰俭，地有硗(qiao)肥……”等，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确实使它的复现不可能做到十分。但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度量衡器本身也只能做到相对准确，以累黍定度量衡产生的相对误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直到今天，当研究者们对黄钟律管、累黍与度量衡三者的关系做了各种实验后，证明基本上能够达到复现目的，这也正是其成功之处。刘歆等人提出的有关度量衡的一系列构想，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耀眼的光辉，在世界度量衡史上也是的。


《汉书·律历志》还对度量衡标准器的规格、型制、特点以及所达到的量值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也是其重要成就之一。